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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广益情结---受教广益 惠泽一生 广育德智 益我良多---闵鹏秋

发布日期:2012-12-06 阅读:1376次

 

我的广益情结
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受教广益 惠泽一生 广育德智益我良多
闵鹏秋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943年和1946年秋天,我小学和初中毕业后,都应届同时考取南开中学和广益中学。这两所中学,在当时都是重庆顶尖的学校。我家住李子坝,从家里到沙坪坝的南开,比到南岸黄桷垭的广益,距离更近,不需过江,费时更少。按理应该选择南开,但是最后我进了广益。一读就连续六年,直到1949年夏天高中毕业。
之所以选择广益,主要是我母亲的意见。她说我年纪小(我十一岁考入初中),不放心我一个人去读南开;读广益可以有大哥照顾(大哥闵龙秋1940-1946年就读于广益“六六级”)。其实,我当时也很想读广益;因为报考广益时,正值酷暑,从长江边的龙门浩上山,爬上黄桷垭,已经汗流浃背。踏进广益中学古朴的石门(校门),进入参天大树遮掩着的林荫大道之后,顿时就感到清凉许多。沿着阴凉的石板路,拾级而上,伴随着悦耳的鸟鸣和不间断的知了声,来到了主校区。展现在眼前的是:宏大的教学楼和它周边绚丽的花草,文峰塔山下山窝里的运动场,无边无际的大片松树林,专供初一新生用的新楼“益兰堂”……广益中学优美的校园和优良的读书环境,都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。我听从母亲的意见,爬山涉水,高高兴兴的上了广益中学。
后来才知道,我家和广益的渊源,还可追溯到满清时期。进入广益后,才听祖父谈起,清代末期(大概是20世纪初),他从成都“四川省城高等学堂”(今四川大学)读书回到重庆,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广益中学的前身“广益学堂”教书,担任英语教习。实际上,大哥闵龙秋之所以就读于广益,也与我们的祖父曾在广益中学任过教相关。
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,杨伯庸老师来成都,住我们学校招待所,我和高贤华校友去看他。他拿出一本十分陈旧的土纸十行本,他一面翻页,一面对我说:“我正想问你,这是最近找到的广益最早的教师花名册,有一位姓闵的教师,你看是不是你们家的长辈?”他翻到一页,在一排教师名字中清楚的写着“闵念诒,英语教习”。我高兴的告诉他,那正是我祖父早年用过的名字。他后来将“诒”字改成了同音的“一”,叫闵念一。我还告诉杨老师,听祖父讲,他任教时,广益是在大梁子。他当年去学校教书,要上大梁子那个坡,要坐滑竿。杨伯庸老师说,“最近,我们正想核实学校最早建校时的地址,有人说是都邮街,你这是又一种说法,我们可以从英国公谊会方面去进一步查证”。后来经过核实,广益中学最初建校,确实是在大梁子。
在我就读广益以后,我三哥闵鸿秋,1945年初,从重庆市一中转入广益,与我同班,直到高中毕业。我的两个妹妹,闵鹄秋和闵鹤秋,既后,也就读于广益初中,后转学南开和市女中。我家几个兄弟姊妹都在广益受到良好的中学教育,从我们祖父到几个兄弟姊妹,都与广益结下不解之缘。
广益6年的中学教育,使我们在德、智、体、美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培养。广益所奉行的正确的办学理念,强调素质教育,优良传统和文化氛围,使我所受到的教育,不仅为后来升学、工作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还提高了我们的人文素质和文化素养,让我们的身心都得到健康的成长。
广益中学校方十分重视课程师资力量的配置。记得当时延揽、征聘了不少因抗日战争内迁的优秀教师,不仅数、理、化,语文、英语师资都特别强。吴子龄老师的地理课,更可称之为一绝。不只因为他上课时极其严肃、认真,让人不敢掉以轻心;他对讲课内容极其熟练,他几乎可以不用讲稿;他的讲课内容也很有吸引力,让我们从中外地理知识中,增进了对祖国的热爱,开扩了国际视野。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广益中学校方还十分重视学生课外活动,鼓励学生成立各种体育、文学、艺术社团。举办校运动会和各类球比赛,音乐欣赏会、歌咏比赛、话剧演出以及出版壁报等等,丰富了学校的文化生活,培养了学生们的兴趣、爱好和组织能力,使学生们得到全面发展。
回想起来,广益6年中学生活,是十分充实而愉快的。为我一生的专业成长和人品塑造,都给予了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。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也是让人倍感欣慰,难以忘怀,心存感激的。
广益中学在教学课程中,还特别注重英语课的教学。
记得在初中一年级开学后的第一堂英语课,老师是一位来自夏威夷的华侨老太太,她中文很差,只能讲一点很不流畅的广东话;她一进课堂,就先点名。点到第一位同学:“都大娘”!大家都愕然不知所云;不知道点的是谁。后来经过前排同学的帮助,才知道点的是“段大扬”同学,当即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段大扬同学从此得了“都大娘”这个诨名。这位老师只好不说中文,全部采用英语教学;她第一次上课,一开始就是“Good morning! ” “How are you?” “ How do you do? ” “What is your name?” “My name is John, sir. ”……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直接法英语教学中开始学习英语的。开始很不适应,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。
接下来,英籍老师何尔德(Mr. Horace Holder)教了我们较长时间。除正规课程外,他还常常采用寓教于乐的方式,采用讲故事、听音乐,甚至在课堂上教如何做蛋糕等,用英语夹杂着部分不流利的四川话为我们上课。在高中的后阶段,更是由杨芳龄校长亲自上课,他擅长教英国文学作品和英语语法,特别是动词中难度较大的虚拟语气 (Subjunctive Mood) 部分,更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他要求甚严,大家上课,丝毫不敢掉以轻心。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虽然广益中学的英语师资条件如此之好,在1946年寒假里,我还参加了何尔德老师举办的短期补习班学习,但是,由于我比较贪玩,不够用功,英语成绩却一直平平。不过即便是这样的英语基础,在日后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,让我在专业学习上和国际交流上受益匪浅。广益中学的英语教学,确实使我深受教益。
1950年,我考入重庆大学医学院医学系。当时大学一、二年级规定学俄语,抗美援朝,谁也不会再去摸英语。1952年院系调整,我所在的重庆大学医学院,迁往成都,并入华西协合大学,合并后称四川医学院(1985年改名华西医科大学,2000年与四川大学合并)。大学5年期间,未再接触英语。1955年,我毕业留校,在附属医院放射科工作。在当时,放射学中文书籍、文献极少,可以说基本上没有。因为工作需要,不得不重新把英语捡起来。
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中,有大量英文原版图书,在50年代初,还继续增添了部分早先预订、新近出版的英文原版书籍、期刊。从那时起,我就在中学英语的基础上,通过自学,不断丰富医学方面的词汇,提高阅读能力,以适应和解决临床医疗及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。
但是,在文字表达、口语会话和部分医学词汇的准确发音等方面,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。这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,改革开放以后,为了满足科学研究和开展对外交流的需要,也有了进一步学习英语的紧迫感,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。虽然未得到机会全脱产学习,也尽量利用业余时间,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学习。主要通过自学,听录音带,看录像带,听各种内容的外宾的讲座,以及在与国外学者交往中,逐渐提高了文字表达和口语会话的能力,纠正了部分医学词汇发音上的错误。
1983年,我用英语写的第一篇科研论文,在Chinese Medical Journal 上发表。我将文章单行本寄给国际上有关该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Meyers教授,想听听他的评议。他很快就给我回信,给予了很好的评价。就这样,我用学术论文作为敲门砖,开始了我的对外学术交往。
1984年,经学校批准,邀请Meyers教授来校做学术访问;这是我们医院放射科第一次邀请外国专家讲学。他在华西做了5个半天的学术讲座报告,其中4个半天都由我做现场逐句翻译。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,面对来自西南地区约百余同道,即时口头翻译。检验了我的口语和专业能力,也增强了我的自信心。
1985年,我由学校派出,以访问学者身份,前往Meyers教授担任主任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医学中心放射科,作为期半年的参观学习。我去后不久,很快就能参加到他们的病例讨论等多种临床活动当中去。临走前,还安排我为该科住院医师做了3次学术讲座;我还应邀到美国其它几所大学医院(包括康乃尔大学纽约医院、密执安大学医院、密执安州立大学医学中心、斯坦福大学附属圣塔克拉纳医院)的放射科去作学术讲座,介绍我们的科研成果,进行学术交流。
Meyers 教授曾经不止一次问我,你的英语不错,是怎样学的?我告诉他,我中学是上的一所教会学校,英语老师是华侨和英国人,大学以后中断了学习,工作后基本上靠自学。扪心自问,我的英语,虽然从中学开始学习,但中断多年,随后又重新捡起,靠自学,始终还是感到有些夹生,只能说基本上可以应付需用。但就是现在这点水平,最主要还要归功于中学时代,广益母校给我打下的基础,尤其在口语的语感和语流方面。
从1985年至今,我先后有机会40余次出国,参观、考察,参加专业学术会议;除较早就开始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论文,还担任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会的讲者和/或主持人,以及应邀出国讲学,学术访问等。
由于种种原因,我50岁后才开始在国外发表文章,而且多数都是在最近这十年才发表。总的说来,起步太晚,文章比较少,很感遗憾。近20多年来,主要在最近这十年,我先后在SCI收录的国际重要放射学期刊上,用英文发表科学研究成果论文,迄今有18篇。
好在我们的科研成果,早在1992年,在重要的国际放射学期刊《RADIOLOGY》上发表后,受到国际上学界同行的认可,有机会多次受到邀请,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专题讲座。其中包括2002、2008、2010年在国际放射学大会( ICR),2008、2010年在美国放射学会 (ARRS),以及在2004、2008年亚洲大洋洲放射学大会(AOCR)、2011年亚洲腹部放射学大会(ACAR)上先后共作14个专题讲座。
还有机会应邀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的学术报告会上担任主持人。其中包括2007年欧洲放射学大会(ECR),2008年美国放射学会(ARRS),2008、2010年国际放射学大会(ICR),2006年欧洲胃肠和腹部放射学会 / 美国腹部放射学家学会(ESGAR / SGR)等多个重要国际放射学学术会议,以及2006、2008、2010年亚洲大洋洲放射学大会(AOCR),2011年亚洲腹部放射学大会(ACAR)等区域性的放射学学术会议。
除美国外,还曾先后应芬兰、韩国大学医院放射科邀请,前往讲学,做专题学术讲座。
    去年,我还非常荣幸的在2011年亚洲腹部放射学大会(ASCR2011)上,获得金奖获得者(Gold Medalist )称号,在开幕式上,介绍我的生平及学术成就,举行授奖仪式,安排我做大会特别报告。即大会给予我很高规格的礼遇。我是继往届大会授予日本、韩国放射学家后,第三位获此殊荣者。这个称号,是对我和我们科研团队科研成果的肯定,是对我国腹部放射学学术水平的认可,也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的荣誉。当然,这个荣誉,应该说也是属于我国放射学家们所共有和共享的。我为我能代表我国腹部放射学家,登上国际放射学学术讲坛,展示我国腹部放射学学术水平,占有我国应有的席位,感到无比的庆幸、欣慰和自豪
此外,从1990年到2001年,我作为第一、二、三届卫生部大型医学影像设备引进专家组专家之一,每年都前往美国,参加全球规模最大的北美放射学会,考察、了解国际放射学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,向卫生部次年引进大型医学影像设备提出咨询、建议意见。
    上述所有这一切活动,都离不开使用英语,都考验了我的英语能力,也帮助我从中提高了英语能力。
回想起来,之所以有机会和能够参加上述所有这一切活动,除了自己的努力和机遇,应该说,与我年轻时在广益中学所受到的良好教育;母校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安排,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和辛勤耕耘,浓郁的文化氛围影响所及和潜移默化,以及优质的英语教学等所奠定的基础,都是密不可分的。
我今年已经进入80岁高龄,回想过去求学经历,感念母校教诲之恩,油然而生感激之情。我的感受,真可用“受教广益 惠泽一生 广育德智 益我良多”来加以概括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作者系广益高49级校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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